在诸多的日本现代思想家之中，竹内好是最难以定位的一位，这与他提出的问题相关；而在诸多的竹内好研究与纪念文章中，藤田省三的这篇短文是最深入的一篇，这也与它关怀的问题相关。
中国的鲁迅研究者多数知道竹内好的名字，因为他的名作《鲁迅》在世界鲁迅研究史上也是一座丰碑；然而却很少有人肯于追问，竹内好为什么要从鲁迅出发，又要以鲁迅为归宿。
藤田省三追问了这个问题，他说，在竹内好极为个性化的这个“为什么”之中，隐藏着的是普遍性的问题——它属于现代日本社会，属于时代本身，它使得竹内好成为不可靠的日本知识社会中的一个“定点”。
于是，我们不能不进一步追问，竹内好究竟在鲁迅身上发现和寄托了什么，他那个性化而又普遍化的“为什么”究竟是什么问题。
《鲁迅》一书的核心概念是“抵抗”，但与一般理解不同，它不是指向外在他者的拒绝，而是指向内在自我的否定，因此，它导源于鲁迅的“挣扎”一词。在竹内好漫长的精神历程中，“抵抗”始终占据着中心位置。竹内好在《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一文中这样为它确定上下文：“（鲁迅）拒绝成为自己，同时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这就是鲁迅所具有的、使鲁迅成为鲁迅的‘绝望’的意味。绝望在行进于无路之路的抵抗中显现，抵抗作为绝望的行动化显现。就状态而言，它是绝望；就运动而言，它是抵抗。这里没有人道主义插足的余地。”
这是竹内好1948年讨论现代性问题的著名论著，也是他把自己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学家”中区别出来的里程碑文献。战后的竹内好始终在同一个基点上使用中国的思想资源，那就是讨论日本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内在困境，思考世界格局日本的真实处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竹内好使得中国成为“内在于”日本的一个媒介，使得鲁迅成为自己的精神原点。
当竹内好为自己确定了这样的位置之后，他面对着的是多方面的困难。他首先使自己站在了传统日本汉学和新兴支那学的对立面，不仅向因循守旧的汉学腐儒宣战，也向强调“科学”精神而失掉了思想原创性的支那学专家们发难；同时，他还要面对明治以来日趋强大的崇拜西方而漠视中国乃至亚洲资源的日本思想界，尤其要面对那些精通西方近代思想却对中国很少理解的优秀知识精英；竹内好敏锐地意识到，当战后的日本知识界忙于建立西方意义上的“民主”社会的时候，他们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思想资源，而对于中国的惊人冷漠，掩盖着的却是日本新一轮“脱亚入欧”的倾向。
《不知中国的日本人》在竹内好的著述中是微不足道的一篇，但是它仍然反映着竹内好思考的基本特征。它从一个具体的细节中引出重大问题的方式，透射出竹内好特有的“思想的肉体性”（丸山真男语）———竹内好讨厌在玄理的层面上讨论问题，他一向在具体的问题中揭示原理，而且绝不为此而失掉他提问的具体性。阅读竹内好，是对我们心智的考验；假如把竹内好仅仅看作一个鲁迅研究者，不明白他是以鲁迅为媒介讨论现代世界最重大的基本问题，那就说明这种阅读不仅没有进入竹内好，也没有进入鲁迅；而假如把这篇竹内好讨论五十年代日本人中国观的短文仅仅看成是历史文献，那也同样会与竹内好的思考擦肩而过。在今天的日本知识界，脱亚入欧的过程远没有结束——哪怕日本的有识之士试图“回归亚洲”，他们对于中国的了解也并不比当年的堀田善卫高明多少。而那些为数不多的在学理和思想上真正有所建树的中国学家，在今天的日本思想界再也难以扮演当年竹内好所扮演的角色。
正如中国没有产生第二位鲁迅一样，日本也没有出现第二位竹内好。当思想的张力越来越被现代世界的专家化知识所消解的时候，竹内好与鲁迅一样，也正在日益被视为历史人物而成为考证的对象。“拒绝成为自己，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的鲁迅式的绝望，“没有人道主义插足的余地”的竹内好式的抵抗，正在日益变质为空洞化的语言游戏。问题不在于日本人是否了解中国，正如问题也不在于中国人是否了解日本一样；问题恰恰在于，当我们不再能够感同身受地体会当年鲁迅和竹内好所体会到的那种内在紧张的时候，我们也失掉了面对现代性基本问题的能力。
于是，藤田省三那似乎显得故弄玄虚的短文现出了它沉实的力度：在日益失去定点的现代知识社会，甚至担起了绝望与希望的《野草》也不再能够以虚妄指引寂寞的去向；那么，在走向《故事新编》的途中，我们至少尚可自问——在一切都似乎得到了解答的时候，真正的问题存在于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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